江青是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的？
江青，出生在山东诸城，乳名叫李进孩，上小学时，由于江青发育良好，身材高挑，站在同学中间犹如鹤立鸡群，所以老师给她起学名叫李云鹤。上世纪三十年代，她混迹于上海演艺界，改名叫蓝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江青1937年8月，江青从上海来到延安，在延安第三招待所住宿登记姓名时，她写上“江青”二字，从此江青不再使用“蓝苹”的姓名。对于“江青”这个名字，她是费了一些心思的。江青的名字含义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蓝”，蓝苹也，意思是虽然江青出自“蓝苹”，但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江青”二字出自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根据叶永烈《江青传》记载，早在延安时期，由于江青身份特殊，历史不清，中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江青三十年不能参与政治。江青对此耿耿于怀，曾经写了一首歪诗对此表示不满：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上世纪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是一个电影明星所以，在文革以前，江青仅仅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没有多大职权，人们很少知道有关江青的事。1951年，在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江青组织策划并派出一个调查组到山东堂邑县柳林镇一带调查武训的历史，并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随后的7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称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是江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露峥嵘”。因此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后来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但此时人们谁也不会关注到江青在此事中的作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这给江青政治上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 延安时期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协助毛泽东1962年秋，江青就指责新编昆曲《李慧娘》中有封建鬼神出现，宣传封建迷信，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1963年3月，党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决定停演“鬼戏”。5月6日，《文汇报》发表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李慧娘》和繁星（即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就该剧撰写的评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无端指责《李慧娘》宣扬封建迷信，称“《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1962年开始，江青又找到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有关同志，提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说剧本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要应该停止演出，但遭到拒绝。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告状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江青“说服”了。 1972年江青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起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又通过柯庆施找到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再通过张春桥物色到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姚文元，这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开始秘密策划撰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作者是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该文章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文艺界大批判运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江青在延安时期1967年4月12日，江青有一个讲话——《为人民立新供》，谈到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过程，说出了一些鲜为人知内幕：批判《海端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哈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1966年2月，江青又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江青又邀请张春桥参加。在会上江青指责文化部不贯彻她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她搞京剧革命，专了她的政，表示“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文革中的江青会后，林彪和江青共同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称“十七年以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的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由来。进一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舆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规定它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成员构成人员名单由江青提出，江青任第一副组长，是小组的核心人物。“文革小组”就是“文化大革命”实际权力机构和发动的工具。 1980年江青接受审判从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相提并论。2月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开始凌驾于中央之上发号施令，江青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真正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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